用来取证的带机的公文包。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不为人察觉的侦察设备，但由于怕影响以后的调查，不方便让记者拍摄。
目前中国没有一部公开的法律禁止或允许私人侦探的存在。正是在这个灰色地带中，民间私人侦探业在包括长沙的全国各地崛起。
据调查，目前在长沙的私人侦探约5000人。他们的非常人生就像是走钢丝，稍有不慎就踩到雷区。
加上这行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，很容易就越界。他们就在这种灰色地带，打着擦边球生存和发展。
满脸憔悴的黄陂妇女李新(化名)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，10日悄悄走进长沙市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，她希望请个私人侦探帮忙搜集远在北京的丈夫婚外情证据，为离婚做准备。
她的丈夫是一个包工头，常年在北京不回家，家里的大孩子是一个脑瘫儿，李新几个月前生了二胎，丈夫对两个孩子从不过问，也不寄钱回家。更让李新伤心的是，据说丈夫在北京又生了一个孩子。要维权打官司，她要找到丈夫的婚外情证据，对于她这个很少出门的农村妇女来说是个大难题。
按我国现行法律，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，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需要自己拿证据，但举证方往往不具备收集证据的相当技能和手段。湖北敬德法律事务所律师陈进伍介绍，当事人取证难是当前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，很多人因证据不足或不利而败诉。
按法律规定，调查取证权只有公检法等国家机构和律师才有。为什么不去找他们，而去寻求民间私家侦探呢？
陈女士是去年底走进邦德商务调查公司的。一位熟人向她借了20万元后，从此杳无音信失踪近4年。陈女士要讨回这笔钱，首先要把这个人找到，可靠她的力量，这太难了。
陈女士坦称，找律师，钱不比找调查公司少；求助法院，她认为程序麻烦，成本也高，借款催回后还要感谢这个那个的，要欠人家人情，“一顿饭下来也要几千元”。
两个多月过去，这几天陈女士基本拿回来了全部借款，而她总共支付私人侦探的费用只需8000元。
据调查公司称，其业务主要有两方面，一是案件性质不够立案标准，如轻微的违法，公安机关不会或没有力量予以追查的；二是需要举证的。
记者联系长沙市公安局某分局黄姓警察，据其称，公安不管调查取证，类似于婚外情调查之类的，属于民事诉求，公安部门只管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。
陈进伍律师说，律师主要是智力服务，按小时收费，一般人找律师时，不愿支出这么大的成本，而且律师取证也受诸多限制，往往也力不从心。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系主任麻昌华教授介绍，没上诉时，法院不管调查取证，这不是法院的业务范围，况且法院用的是纳税人的钱，用来给某个私人解决取证问题，是国家资源的浪费。
一方面要举证，一方面又无合适的机构协助搜集证据，庞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空白，给了私人侦探生存的厚实土壤。
记者以客户身份给长沙一家调查公司打电话：“如果跟某人因生意发生了矛盾，请调查公司将对方打一顿，可以吗？”这家公司立马拒绝：“我们不做这样的业务”，并加上一句警告：“不要以为有钱就能办到一切。”
就同样的问题记者又拨通了另一家调查公司的电话，接线小姐很快将电话转给一位男士。这位男士说：“打人没问题，看开什么价。”记者说1000元，对方表示不屑：“1000块钱抽烟都不够，打一顿四五千”，并向记者详细询问要打的人的情况。
对方介绍，打人的事他们曾做过，当记者想了解详情时，对方谨慎地说，“这个在电话里不方便说”。
私人侦探业内的资深人士称，目前在长沙维持运营的调查公司约20多家，但这些公司鱼龙混杂，有的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，安装一部电话，买辆摩托车，再雇一个人，就开始了所谓的私人侦探业务。
长沙市邦德调查负责人介绍，私人侦探什么人都可以做，基本无门槛，只要在工商注册了就可以。
上世纪90年代，长沙工商部门规定，注册企业时不许有“调查”字样出现。此后大部分调查公司以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，但它们大都干着调查的业务。
湖北明盛调查负责人介绍，私人侦探做假案的太多。一次某当事人故意问其委托的私人侦探：“我太太干嘛去了？”对方回答：“你太太在逛商场。”而实际上这位当事人与妻子正在法院办离婚手续。
非常调查的郑辉介绍，不少调查公司打着调查的幌子，其实是搭个台子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事都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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